人们在遭受压迫时会诉诸暴力，在获得自由时则会追求和平

和平并非被强加的产物，而是在自由中自发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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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警察部门以及掌握全球财富的人所主导的叙事极力宣称：人类天性暴戾，因此“必须接受管控”。在他们看来，一旦剥离了法律、等级制度和私有财产，人类就会陷入混乱。如果没有人代会权威的温和光芒和警棍的硬核戒备，社会便会土崩瓦解。这一论调被反复灌输，以至于许多人将其奉为真理。

然而，当我们审视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危机时刻里、自治尝试中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行为时，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图景。人们之所以诉诸暴力，是因为他们遭受了压迫、被剥夺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被逼入人为制造的匮乏之中，并被支配性的体制碾碎。而在拥有自由——即拥有自主权、物质保障、互助关系以及塑造自身社区的能力时，人们是倾向于和平的。

暴力并非产生于真空，而是源于等级体制所创造的土壤。尤其是资本主义这种等级体制，通过在一个本可实现丰裕的世界里凭空制造出匮乏来滋生暴力。我们完全有能力生产足够的食物、建造足够的房屋、创造足够的资源，让每个人都无惧匮乏地生活，但利润导向的体系却唯独需要贫困。本可以携手合作的人们，被迫为工作、住所、医疗、乃至最基本的生存，展开残酷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的暴力，绝非人类野蛮本性的例证，而是将生存变为搏杀的体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工人阶级为了本应人人皆可享有的机会相互倾轧；社区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下解体崩溃；而国家非但没有去消除它所一手制造的匮乏，反而对那些深受其害的人实施暴力维稳。

无论是老板、房东、政府官员还是警察，任何形式的支配都会孕育怨恨和冲突。每一种等级关系都隐含着强权的威吓：房东可以驱逐，老板可以解雇，警察可以逮捕，国家可以监禁。即使强权没有被立即使用，这种威吓也在时刻塑造着人类的行为。人们顺从是因为害怕惩罚，而非出自真心认同。**长期生活在强迫之下，抹杀了人对自主权的本能渴望。**当这种渴望受到挫败，挫折感便会不断积聚。人们无力反抗控制他们的宏大结构，便往往将怒火宣泄给身边最亲近的人。

发生在家庭、邻里和社区内部的暴力，并非因为人们失去了理性，而是压迫将他们困在了选择匮乏、尊严剥落的绝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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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的暴力相比，被压迫者的暴力总是微不足道的，并被前者远远超越。国家机器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等级秩序 —— 警察维护财产关系；法院将为了生存而取用所需物品的人定罪；监狱实施孤立和暴力；军队则为了维护地缘和经济利益发动战争。每一次罢工被镇压、每一次强拆被执行、每一次抗议被包围封锁、每一个穷人因挣扎求生而遭受惩罚，都揭示了国家的真实本质。国家绝非在应对暴力，而是先创造了暴力的条件，再去惩罚那些被迫卷入冲突的人。

压迫不仅是暴力的诱因，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工资制度以饥饿和无家可归为要挟逼人劳作；地主阶级强迫人们付费才能使用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土地；殖民主义使整个民族流离失所，摧毁了他们的文化和物质世界；父权制通过或显或隐的强权手段，以强制性的社会预期进行统治；种族主义则通过人为构建的身份标签决定人生际遇，使特定群体不成比例地暴露在警察暴力、牢狱之灾和物资匮乏之中。

当这些结构性暴力定义了社会秩序，人际间的暴力便会泛滥成灾。

生长在一个建立在支配之上的世界里，人们会将支配内化为常态，并在日常中不断复制这种动态，因为身边的社会结构一直在训练他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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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压迫滋养暴力，那么自由则孕育和平。这绝不是感性的宣示，而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当人们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并置身于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社区时，暴力就会锐减。犯罪率下降并非因为警察在街头巡逻，而是因为绝望感在消退。

这种模式贯穿了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占人类历史绝大部分时间的采集狩猎社会，大体上是平等的，依靠合作而非强迫来组织。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表明，在没有私有财产、等级制度或国家的社会中，暴力发生率要低得多。生存的关键是合作，而非竞争。人类并非作为彼此撕咬的孤立个体进化而来，而是作为相互依存的群体成员演化至今。

即使在今天，每当地震、洪水、火灾、大断电等灾难降临时，人们往往不会陷入混乱，而是会自发组织起互助网络。他们分享食物、提供庇护、营救陌生人，并在无需等待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开始重建。

在灾难期间，尽管物质极度匮乏，犯罪率却常常下降，因为人们切入到了团结而非竞争的模式。在这种语境下，“自由”并不意味着与他人脱节孤立，而是共同为彼此的福祉承担责任的能力。

当等级结构暂时退场时，这一现象同样清晰可见。在警察干预极少而社会支持强韧的社区里，人际暴力显著减少。当人们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生活的主人时，他们就会去保护并维持它。

自主产生责任，参与决策能增进彼此的尊重，而被倾听和被重视的体验则会消除怨恨。与专制的企业结构相比，将等级压至最低或完全消除的合作型职场，展现出了更低的冲突率、更高的满意度以及更健康的人际关系。

自由，并非结构的缺失，而是由众人共同决定的结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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