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管理的民主工人阶级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是一群梦想着让自己能变成小资产阶级的人；他们无法在工作场所形成集体身份，于是他们在街头聚集起来。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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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后，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的基本细节，除了最顽固的政治宣传者外，其他所有人都有共识。学生抗议者对他们所认为的市场改革的延迟感到愤怒，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试图将自己插入中国共产党内部一个神秘的、基本上是想象出的派系争端中。
抗议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和新闻自由的标准自由主义诉求，并准备在戈尔巴乔夫为1989年中苏峰会访问中国期间进行绝食抗议 — — 这在对党的内部取得影响力方面大致失败了，但使北京其他地区的人都支持学生们的事业。当学生运动开始减弱并陷入派系斗争和琐碎争吵时，北京的工人们登上了历史舞台 — — 尽管他们被禁止登上天安门广场的舞台使用麦克风。
在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是自发的自我组织中，北京的工人阶级开始加固天安门周围的街道，以应对军队即将到来的攻击。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军队数周，并迫使中共从全国其他地方抽调军队，因为北京的军事单位拒绝自行开火。然而，工人们的运气在6月4日用完了，军队驱逐了保卫广场的工人，并攻击了学生本身，完全粉碎了这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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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但除了暴露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国际资本要求面前的无能为力之外，没有任何结果。
不久后，当中国在2001年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它无缝地融入了这一国际秩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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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1989年事件的细节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它们的意义却仍然没有。30多年后，关于天安门的报道仍然完全集中在学生和他们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其他国际主义的描述将中国的民主运动与韩国、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然而，他们也重复了狭义的民运论述的错误，只关注学生抗议活动的相似性。
一些修正主义的论述做得更好些，特别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安德鲁·G·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和龚小夏，他们在90年代初对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研究，在25年后被张悦然借鉴，最终对工人运动的广泛政治做出了连贯的描述。他们发现，在运动本身的核心有一个关键的分歧。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 — —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民主原则是真诚的，而不是简单地掩饰要求由新知识分子阶层监督市场改革的深度专制版本的自由主义 — — 相信的是一种狭隘的政治民主概念。
这种政治民主在国家层面上运作，其核心原则是：公民自由，法律面前地位平等，参与选举并普遍监督和管理国家官僚机构。
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政治民主模式将工作场所降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民主并没有延伸到这个领域。资本主义公司，或其国有企业，将继续处于资本家和他们的经理人的绝对独裁统治之下。即使是台湾和南韩的民主运动的进步派也保持着这种私人专制。在“进步”的政权下，工人将被赋予权利：允许组织工会，享受福利国家，得到有限的保护，免受他们的老板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的身体和心理虐待。但是，无论民主运动如何进步，老板们独裁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对老板们来说，民主意味着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民主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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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天安门的工人们不同意。他们不仅站在世界其他地区民主运动的对立面，而且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
北京的工人阶级将民主运动的原则应用于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上 — — 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不断增加的债务、政府官员猖獗的腐败、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和小官僚的压迫 — — 重新发明了一个古老的、现在基本上被遗忘的工厂民主传统：民主工人的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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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一次在工厂中重新出现民主原则，这在许多方面都是天安门事件的真正意义。
中国军队与北京工人之间的战斗，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古典工人运动核心 —— 主张工厂民主、与坚持工厂一言堂的反对者（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终结。一言堂在工厂和其他所有工作场所的最终胜利，铸就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以人们刚刚开始理解的方式塑造了社会。只有将天安门大屠杀置于其真实背景下 —— 即：传统工人运动的崩溃和工作场所民主原则的消亡 —— 我们才能开始解开全球经济的变化和工人阶级本身性质的根本变化，正是这些变化造就了现代世界。
在最早的时候，古典的工人运动是坚决的民主。在19世纪40年代，它为议会民主与欧洲的君主制进行斗争，最终在1848年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中达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