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其普遍的政治影响将在美国得到反映。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资本可能会再次试图通过帝国手段来解决危机，从而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抢占革命性变革的先机。」—— 德国革命家和理论家保罗·马蒂克

本文发表于1979年冷战中期。一定程度上可帮助今天的我们理解全球政治正在经历的这场动荡的急转弯；更好的是理解到本专题栏目的战略 - 即新时代革命的迫切需求、及升维斗争的必要性。

本文和其他相关资料在近期的反法西斯社区新成员学习组中采用，现分享給所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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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反思新政时曾说，他的政府 “做了希特勒所做的一切，只是用了其他手段”。然而，这些其他手段并没能克服导致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大萧条。最后，只有诉诸希特勒的手段 —— 即参与帝国主义战争 —— 才克服了无情的危机。

尽管如此，美国的国内形势与法西斯国家仍有很大不同。美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实践中都保持着“民主”，没有恐怖措施。社会共识和战争的有效进行无需过多干预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当然，也有一些侵犯公民自由的行为，如将日裔美国人关押在集中营。但总的来说，政府专断的歧视行为与极权主义政权的独裁政策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为制造的大规模歇斯底里情绪再次出现，但表现得更为低调。战争的实际爆发使干涉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团结起来了，以支持其热衷于战争的政府。民众的默许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这种默许部分是基于对战争将结束经济萧条的直觉性认识。

法西斯主义产生于经济危机，它试图通过政治和组织手段来维护受到威胁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手段必然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为新的帝国主义冒险创造先决条件。这就需要摧毁现有劳工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以建立阶级协作和民族团结，这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政治解决危机所必需的。在阶级战争愈演愈烈的当前危机条件下，不可能再指望劳工运动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自愿接受帝国主义的命令。必须提出一种显然是针对交战双方阶级的新意识形态，将阶级利益再次转化为国家利益。这种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政治斗争，通过建立和发展新的组织，最终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才能得到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表达了资本主义对全面控制劳动人口的需求，而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似乎已无法实现。

美国完全没有以阶级为导向的工人运动，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即使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也能坚持民主。这种缺失的原因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性。尽管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被危机和萧条打断，但它仍在不断向前发展，直到美国成为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因此，美国比其他国家更不容易形成反资本主义运动，因为事实证明，它能够在迅速积累资本的同时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欧洲国家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但与美国的情况相比，在那里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的是更为严重的剥削和劳动人民的苦难。无论如何，欧洲的特殊条件导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形成，甚至在条件开始改善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和组织依然存在。

在此，我们不再赘述阻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相当复杂的原因，而只是将缺乏此类运动作为美国的一个具体特征。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组织的零星出现和消失与这一特征并不矛盾，这些组织有时激起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共鸣。这些组织并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愿望，他们甘愿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为自己的制度。唯一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运动是工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利用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和工作条件做出一点改善 —— 这点上没有受到质疑。它没有政治野心，但对美国形式的民主（即两党代议制）的条件感到满意，这种民主只是提供了传统欧洲意义上的民主的表象而已。政治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事情，是解决资产阶级阵营内部那些不影响其共同需求的分歧的问题。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幻想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摩擦能为工人阶级提供一个杠杆，让他们可以通过支持某个资产阶级政党来影响政策。一种勒索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斗争。

美国劳工缺乏政治主动性，这反映在工会和产业工会的政治冷感上，导致这些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完全融入了资本主义体系。当然，正如资本竞争在其集中和集权的大趋势下继续进行一样，尽管劳资双方表面上是共同体，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这是一场争夺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产品份额的斗争，双方都同意维护和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工人群众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工资的压力，在他们看来，这种压力是由雇主的贪婪而不是制度本身造成的。他们准备为维持曾经达到的生活水平而斗争，甚至为分得更多的蛋糕而斗争，但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的斗争，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公平地”对待劳资双方，因此，工资斗争往往以极大的战斗性进行着。随着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利润和工资都可能上升，即使只是不平等的上升。因此，过去的经验至今仍然决定着美国劳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

只有少数美国工人加入了工会，而工会本身在谈判能力及其官僚机构的特点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但所有工会都排除了其成员的有效控制；也就是说，工人接受工会的方式与接受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的方式相同。随着工会的合法化和制度化（这可以追溯到大萧条时期的新政），“有组织的劳工”本身也成为了制度的一部分，成为工人无法控制的客观现实。工会会费的缴纳与给政府纳税具有同样的精神，但既没有参与工会事务的途径，也没有参与工会事务的要求。一切都留给了官僚机构，就像政治留给了资产阶级一样。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民主“形式”往往通过选举和全民公决得以维持，但这并不影响政府或工会的专制控制。人员可以改变，但制度不变。

美国资本的集中和集权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大公司的具体利益决定着整个体系的命运。有人说，“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就是对美国有利的事”，这不是开玩笑，因为经济是扩张还是萎缩，确实取决于通用汽车公司以及所有其他类似大公司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是“公司国”，兴亡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无论国家与资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都早已不复存在；国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本身也是“国家”。正因如此，担任政府职务或任何公职的人都不必迫于大公司的压力而听命于它们，他们会自觉地这样去做。此外，国家和资本的人员是可以互换的；公司经理可以进入政府部门，而国家官员则进入公司管理层。

如果说政府和资本是一体的，那么参议院和众议院就是这个实体的支持者。通过选举制度产生的国会议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国家。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信念，也是因为他们直接的资本主义利益。正如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所言，“美国的国事就是生意”，因此政治本身被视为另一种赚钱的事业，可以通过拓展其他业务或维持现有业务来补充。1978年5月8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一项关于几乎所有国会议员个人经济利益的电算化研究，该研究表明，这些人同时也是各种企业的投资者，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官职来推进自己的商业利益。由于研究报告所依据的信息是由国会议员提供的，这些数据当然是低估了的，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或掩盖他们真实但不确定的财务状况。不过，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项研究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民的代表也是资本家，他们通过民主程序获得特权。

将所有决定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收归资本及其政府之手，尚未摧毁美国民主的神话。人们可以投票，而那些投票的人 —— 仅大约占合格人口的一半或更少 ——  可以把民主党的政府和总统换成共和党的政府和总统；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一组人换取另一组人，而这些人同样坚决维护这个体制，而这个体制又决定了所有这些政客自身活动的范围。因此，尽管大企业主宰着美国，除非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否则无法将其赶下台，但大企业却继续为其专制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