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一旦有了自己的代表，它就不再是自由的了。" —— 卢梭
如今，词语似乎就像零钱一样被随手乱抛。
“民主”也不例外。
从国际或者超国家组织到某些国家、再到技术界，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称“民主化”的要求。许多人认为，“民主是好政府的标准”；还有人声称，"更多"、"更好" 或者“参与式的民主” 才是解决我们困境的良方。这些善意的但同时也是被误导了的观点的核心是一份真实的愿景：拿回我们对生活的控制权。
鉴于当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种想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那些隐藏的、往往还是遥远的事件和机构 —— 几乎无法描述，更不用说面对了 —— 在决定着我们是否工作、是否能喝上干净的水、是否有栖身之所。大多数人都觉得生活不如意；许多人只是抱怨 "政府"或 "公司"，但除此之外，社会苦难的根源被掩盖得如此之深，甚至表面上看起来还挺友好：从"关怀"资本主义的本杰瑞甜筒冰淇淋到今天的诸多“绿色"版本，从西方超级大国的"人道主义"干预、到"我们可以相信变革"的总统任期。
**由于真正的原因似乎无法触及、无法理解，一些人倾向于将责任推卸给假想的目标：个体而非机构、人民而非权势。**替罪羊的名单特么长：从穆斯林、黑人、犹太人，到移民、非二元，等等等等。抨击那些像我们自己一样没什么权力的人要容易得多。对可见的 "他者" 的仇恨取代了针对看似无形的压迫性体系的社会斗争。对社区的渴望 —— 那种能让我们把握自己的生活，与他人分享，共同建设愿景的地方 —— 在世界各地被扭曲为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分裂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仇恨犯罪、自杀式爆炸、和种族灭绝。社群不再意味着对自我和社会的丰富认识；它被变成了一个渺小的 “我们" 与另一个渺小的 “他们" 之间的殊死搏斗，而统治的车轮碾过我们所有人。无权者践踏无权者，而权势者基本上毫发无伤。
我们只能做出一些糟糕的选择，而所有选项都是当权者为我们设定下的。齐泽克称之为 "双重勒索"。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南斯拉夫问题上使用了这一概念： "如果你反对北约的打击，你就是支持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法西斯政权；如果你反对米洛舍维奇，你就是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世界秩序”。全球经济衰退似乎需要民族国家的干预；侵犯人权似乎需要国际监管机构；如果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正确的答案完全不在这幅图景之中，那又怎么样？当人类面临死亡或气候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时，所有这些都是空谈。至少从政府官员到新闻评论员再到普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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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呈现给我们的选项之外，就连大部分左翼人士也看不到挽救失控世界的其他 "现实" 选择。有鉴于此，左派的视野缩小到了所谓的 “可以实现的目标” 上：非政府组织或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的国际决策机构，或者全球南方国家的左倾国家元首、或者全球北方国家的巴拉克·奥巴马，再或者纠正和“绿化”资本主义的错误 …… 在现行体制下，这些要求和其他要求都是最起码的要求。然而，它们与任何形式的解放性回应都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只是以“人民”的名义存在而已。因此，被冠以民主之名的仅仅是代表权，而“进步人士”和左翼人士在这种预先包装好的定义范围内所能倡导的“最好的民主”，也只不过是一个从根本上存在缺陷的制度的改良版。
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句名言："一个民族一旦有了自己的代表，它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代议制 "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他人；从本质上讲，它假定一些人应该拥有权力，而其他许多人则不该拥有。没有平等分配给所有人的权力，我们就相当于放弃了与其他人一起有意义地塑造社会的能力。我们放弃了自主决定的能力，也就放弃了自由。因此，无论领导人多么“开明”，他们也都是在以暴君的姿态进行统治，因为我们 —— “人民” —— 屈从于他们的决定。
这并不是说代议制政府与更为专制的统治形式具有任何可比性。一个没能兑现普遍人权承诺的代议制显然也比一个根本不做这样承诺的专制政府更可取。然而，即使是最仁慈的代议制，也必然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与资本主义一样，国家的结构本身就包含着“不发展就灭亡”的要求。资本主义的目的是 —— 事实上，必须是 —— "不停地追求利润"。利润的驱动力和权力的驱动力必然必须是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目的本身。因为没有这些驱动力，就没有资本主义和国家；这些 "目标"是它们内在构成的一部分。因此，这两个经常相互联系的剥削和统治体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身的存在，否则它们就无法实现其源源不断的动力。
因此，无论国家做什么，都必须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当然，有时国家的利益与不同群体或人民的利益不谋而合，甚至可能与正义或同情等概念相重叠。但这些重合绝不是国家顺利运作的核心，甚至不是必要条件。它们只是国家不断维护、巩固和加强其权力的工具性垫脚石。
因为，无论喜欢与否，所有国家都不得不努力争取垄断权力。米哈伊尔·巴枯宁在《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写道："在经济领域消灭和吞没小型甚至中型资本 ... 而有利于庞大资本 ... 的竞争，同样也在国家层面发挥着作用，导致中小型国家因帝国的利益而被摧毁和吞并”。正如巴枯宁所指出的，国家必须 "吞噬他人，以免自身被吞噬。" 这种夺权游戏几乎必然会趋向于集权、霸权，以及日益复杂的指挥、强制和控制手段。显然，在这种权力垄断的追求中，总会有被支配的主体。
因此，作为制度化的统治体系，国家和资本都是不可控的。它们也不可能被修补或变得良善。因此，任何接受民族国家和/或资本主义条款的左派或“进步主义”活动的号召最终都只能是这样： "没有代表就没有剥削！没有代表就没有统治！"
而直接民主则与国家和资本主义完全背道而驰。因为作为 "人民的统治"（民主的词源 dēmokratía），民主的底层逻辑本质上是不断创造自由的运动。而自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在最好的代议制中也必然被抛弃。
直接民主的反对者一般都是当权者，这并非巧合。每当人民 —— 那些被剥夺了权利、丧失了权力、甚至忍饥挨饿的“大多数”人 —— 发表意见时，通常需要一场革命才能完成关于民主价值的 "对话"。因此，作为一种直接的治理形式，民主对于那些希望统治他人的小集团来说，只能是一种威胁：无论他们是君主、贵族、独裁者，还是像美国这样的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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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忘记了民主在过去的伟大革命（包括美国革命）中曾经找到过其激进的优势。鉴于美国被奉为民主“灯塔”，我们似乎尤其应该回顾一下那些在美国革命中英勇奋战却最终惨败的激进民主。正如彼得·克鲁泡特金在他的同名著作中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我们有希望对抗统治本身，我们就需要接手这项未竟事业 —— 为 "自由城市中的自由生活” 而奋斗，而不是接受 “国家" 作为唯一的制度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与美国建国有关的众多不公正现象应该被忽视，或者用一个特别恰当的词来说，应该被粉饰。原住民、黑人、妇女和其他人曾经（并且现在经常继续）遭受剥削、残暴对待、和/或谋杀的事实，并不仅仅是创建美国这一历史事件的配角。任何争取直接民主的运动都必须处理好这种压迫与美国革命的解放时刻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