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你能做到改变产生欲望的条件，否则你不可能仅仅通过满足现在的欲望来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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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为创造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而奋斗的人们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我们不想成为先锋，不想去“领导”他人、不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因为这与我们反权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要实现我们的政治目标，就不得不采取目前大多数同胞可能不喜欢的策略。数百万人的贫困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要求我们采取果断的行动。我们绝不会诉诸我们强烈谴责的专制手段。那么在此条件下，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让我们挑战现行体制？
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形成了优先考虑“同意”的做法，以此作为对这一困境的临时回答。我们通过性教育工作者了解到这一论述，他们将“同意”宣传为在强奸文化中“培养相互尊重的性行为”的工具。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和其他关系中应用这种模式，寻求尊重他人的自主权，避免做出违反他们的“同意”的行为 —— 也就是说，在他人决定并表达自己的愿望时，保持在他们所希望的界限内。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强迫，无论是身体上的、口头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其他形式的强迫，并坚持参与或不参与我们选择的任何事情的自主权。
然而，在性领域之外，“同意”的话语并不总能为评估直接行动的战术和策略提供一个充分的框架。了解一项行动是否得到了“同意”，可能并不足以说明它是否有效或有价值。意识到大多数人会反对我们的某些策略，我们不会在“同意”的基础上计划我们的行动，但我们也不渴望成为先锋。此外，由于“欲望”只能建立在你所知之事的基础上，因此，除非你能做到改变产生欲望的条件，否则你不可能仅仅通过满足现在的欲望来获得解放。
那么，如果不从 “同意”的角度出发，我们还能如何构想我们的政治项目呢？
仔细审视我们的活动就会发现，在倡导反叛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似乎是在按照一种诱惑的逻辑行事。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这种重构的影响了？让我们从研究 “同意的政治” 及其局限性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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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把我们的政治实践建立在 “同意” 理论基础上的想法会显得很直观。我们对国家的批判是什么？国家是一个对我们行使权力甚至生杀予夺的机构，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是否“同意”被治理。选举制度根本无法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同意”所需的有意义的选项。以前就有人说过：“我们的愿望永远无法装进他们的票箱”。我们提倡自愿结社的原则 —— 让我们可以自由组建任何团体和集体，而不必被迫参加任何团体和集体。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资本主义、政府、警察以及所有强加其统治的等级制度说不，因此这些显然不可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达成共识。只有在我们摒弃主宰我们生活的强制制度时，我们才能在“同意”的基础上重建新的社会关系：到那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控制别人，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很有道理 …… 不是吗？当然，这种关于 “同意” 的论述为想象我们想要生活的世界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但它是如何作为一种战略来推翻旧世界的呢？我们很难设想有哪种政治实践既能严格尊重所有人的“同意”，同时又能破坏这个等级制社会的结构。如果我们坚持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就必须通过非强制性的过程来瓦解强制性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从而建立一个非强制性的社会。放弃这一愿景可能会破坏无政府主义的基础。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摆脱资本主义和国家 —— 即 经济和政治胁迫的基础 —— 我们就永远无法到达一个以“同意”为基础的框架能够真正站得住脚的社会。
该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呢？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一下 “同意” 的含义，以及它在我们的社会和运动中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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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同意”是紧密相连的。权力失衡会导致自由同意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一个年纪大得多的人可能与一个孩子发生“自愿的性行为”吗？遭受他人经济控制的人能够“自由地同意”他人的欲望吗？要使同意有意义，就必须能够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根据自己的条件说不。当国家垄断了武力的使用，当经济控制了我们的生存手段，我们就无法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我们“同意”的能力的边界称为共识现实。
共识现实是权力关系体系中可能的思想和行动的范围。它不仅通过传统的控制机构 —— 如大众传媒、宗教和家庭 —— 来实施，而且还通过常识、民间话语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无数微妙规范来实施。它并不像民主神话中所说的那样，“只是我们所有欲望的总和，在一个伟大的妥协中融合在一起，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和睦相处”。共识现实构成了统治阶级为尽可能有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同时剥削我们所有人而做出的协调一致的努力。资本主义民主确保了这种效率；它是目前为最多的人提供加入剥削阶级阵列的动力的制度。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选择，掩盖了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极度缺乏自主权的事实。资本主义民主的王牌是这样一种理念：在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和影响欲望的思想市场中，每个人的同意都会得到尊重。
我们可以争辩说，这个市场并不是真正自由的 —— 巨头公司控制着大众传媒，一些观点比其他观点得到更多的传播，因此“同意”并非完全知情 —— 这没错，但仅如此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显然，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可能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平等地获得施加影响的手段。但决定我们体验现实的框架的是权力体系，而不仅仅是言论。所有政治制度 —— 无论是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 都会产生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仅仅对这些制度进行讨论并不能超越其所处的框架。
【注：例如，“自由”发言的能力本身似乎证明了一种制度的正义性，因为国家确保 “言论自由”。而在无政府的社会关系中，我们自由发言的能力本身就证明了自己的正当性，不需要国家来 “保护” 它或界定言论的界限。当我们把表达自己的愿望说成是 “行使权利”时，就已经在从我们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定义我们行动的合法性了，而不是断言我们的愿望从根本上就是有效的。】
自由言论为每个人提供了自己的一盒彩色粉笔，用来装饰脚边的水泥块，并称之为“自由”；至于我们能否从这里走开，根本不在讨论范围内。我们对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体验，远比我们的想法和论述更能决定我们对“什么是可能的”感觉。为了改变我们的想象力和欲望的边界，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让新的体验超越共识现实的界限。
举个例子，在每个组织联盟和占领运动中，关于“暴力和非暴力”的争论都非常激烈。什么是暴力？乍一看，这个词似乎并不比最高法院对“淫秽”的定义更有连贯性： “我无法给它下定义，但我看到时就能认出来”。这使得它成为自由派秩序党用来控制群体规范的一个特别危险的工具。不过，回顾一下暴力/violence和违反/violation的同源词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词的使用背后的含义。所谓暴力，就是任何“违反合法使用武力规范”的行为，这些规范是由国家规定的，并已纳入我们的“共识现实”中。关于暴力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话术，在这种话术中，“非暴力”代表了“同意”；当我们试图为自主性和战术多样性留出空间时，我们的对手会认为我们仅仅因为反对共识现实的条款而无视“同意”。
请看我们当地占领运动中一位焦虑的自由派人士是如何对自主行动的占领者“非法占领建筑物”感到失望的，并因此努力拉开占领团体与占领运动整体之间的距离。他对记者说：“我们的运动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的，没有违法。” 占领大楼不涉及身体暴力，也不涉及财产损失，甚至在他自己的定义中也没有任何可以被理解为“暴力”的行为，而挥舞着步枪的暴徒的驱逐行为却暴力得足以震惊整个政治光谱。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