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并不是⽆辜的傻⽠；在某个时刻，在某种条件下，人们真心想要法西斯主义，想要大洪水和核战争。⽽不是幸福自在的安乐生活。 这种对群众愿望的扭曲，才是需要解释的部分。
🔙 当“反贼”变得越来越像他们的对手… ：打破僵化的激进主义令人窒息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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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赖希的《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写于1933年，正值希特勒崛起的巅峰时期。这本书最直接的目的是试图解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传播，理论上当时的经济困境本应促使人们转向左翼的，然事实上人们转向了极右。更根本的是，这本书试图将法西斯现象诊断为 “专制社会中人的基本情感态度，及其机械文明和机械论神秘主义的人生观”，而不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趋势。
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赖希将这种状况描述为“情感瘟疫”，一种大众社会中个人普遍存在的病态性格结构。他声称，其根源在于“对自然性欲的神秘化和抑制”。性压抑不仅是纳粹热情的根源，也是更普遍的社会苦难和人类奴役的根源。只有发展出新的、连贯的性经济实践形式，才能克服这种奴役。
要想把握赖希思想的激进潜力，就必须修正其基本逻辑。
对这套理论的分析建立在三个论点之上。第一，赖希从其老师弗洛伊德那里借鉴了性的经济理论。这使得赖希有可能宣称，性压抑是所有社会功能失调的根源。第二，认为社会病态本质上是意识形态问题。性压抑会诱发非理性信念，进而导致不良政治。在赖希看来，这种 “非理性”被定义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科学的规范。最后是 “劳动民主”假说 —— 赖希设想了一个理性地自我管理性事的社会愿景。在这里，科学-工业理性成为社会和性健康的隐含模式。
所有这些论点都在这本书的论证中。但它们都没有抓住赖希的批判项目中最重要的东西。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和性的经济范畴作为性政治探索的最终参照系，赖希掩盖了自己对情感瘟疫本质的激进洞察。更深层次的灵感来自于他对身体和快乐的关注，以及大众社会对身体和快乐的摧残 —— 简而言之，就是对作为物质力量的性的关注。
“文明”的运作是对身体和快乐力量的自我禁锢。我们就像萨德在牢房里那样，只不过对我们的监禁是在日常生活的工业化网络中进行的。压抑不是通过某种神秘的心理机制，而是文明的物质系统本身施加的一种暴力。在这一体系解体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性解放。
赖希在发现“奥根 (Orgone)能量”以及对愉悦与焦虑的实验研究中瞥见了这一洞察。他的研究受到异性恋规范和男性中心主义假设的影响，且过分强调了性高潮的功能，但其将性欲视为一种可通过感官感知到的动态物质力量的观点，至今仍具重要意义。
正是通过将性视为物质力量的斗争，我们才能理解在社会秩序的各个层面上，困扰着文明生活的普遍痛苦。
“情感瘟疫”并非仅限于纳粹分子和虔诚神秘主义者的异常状态；它影响着所有生活在技术化大众社会景观中的人们。其主要表现并非对性的放弃、也不是缺乏“性高潮的能力”，而是丧失了日常具身体验的能力。
人们已与作为物理存在的基本关系之性疏离了。场域感消失了。被“去地域化”，与大地的直接联结被切断。可以说，不再感受到自身的生命力。
大多数人类关系已被抽象化、中介化，通过屏幕与电子电路折射出来。我们与他人身体的感官接触已与虚拟模拟无异。
都市街景最鲜明地展现了这种隔离 —— 在那些玻璃与混凝土构成的壮丽而冰冷的丛林中，行人如幽灵般擦肩而过，却毫无身体亲密感的痕迹。整个工业文明体系似乎运作着一个巨大的奥根能量箱，其中情欲能量被人工屏障的迷宫所隔绝和阻断。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史前的人类祖先所经历的一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