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加剧的压制和国家暴力，人们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即认为可以通过避免正面对抗来寻求安全，甚至自我审查和自我维稳。但很多时候这并不是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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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听起来违反直觉，但在混乱的情况下，往往最好的地方 —— 甚至可以说最安全的地方 —— 就是前线，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清楚地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
—— “What I Do for a Living” 对2003年在希腊塞萨洛尼基举行的欧盟峰会抗议活动的描述，发表于《滚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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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朋友的祖父在20年代在德国长大。作为犹太人，他参与了激进组织，有时与纳粹发生肢体冲突。几十年后，他在为家人记录的回忆录中描述了纳粹上台时的情况：
“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总理。当时我还以为马上要发动革命了，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共产党 —— 通常是成批地 —— 倒向纳粹，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解散了他们的组织。”
1933年5月，他20岁时，得知自己即将因在街头斗殴中打碎纳粹分子的鼻子而被起诉。为了避免在纳粹控制的司法系统中受审，他当晚8点立即办理了护照，登上开往荷兰的火车。
几年后，他家里的其他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个故事简洁地说明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普遍现象。如果我朋友的祖父一开始没有与纳粹公开对抗，如果他谨小慎微避免麻烦，他可能仍然留在柏林，接下来就是与亲人一起遭遇同样的命运。他没有。相反他主动出击了，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 但从长远来看，这却比安于现状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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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加入犹太抵抗运动地下游击队的成员是少数在纳粹摧毁华沙犹太区后幸存下来的人。他们组织起来直接面对纳粹的威胁，培养了强烈的自主意识，当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下水道系统从被围困和被烧毁的犹太人居住区大胆逃脱时，只有这些游击队员具体战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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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针对的群体成员来说，最初的冲动往往是退缩，躲藏起来。然而，在个人和集体自我保护方面，在事情发展方向仍可影响的时候，采取主动的行动可能更明智。即使结果不好，在敌方变得更强大之前，将冲突立即激化也很可能是更有利的决策。至少，这种策略可以避免在威胁加剧时陷入虚假的安全感。
虽然不能说始终如此，但很多时候，在最前线反而更安全。
珍妮·霍尔泽 (Jenny Holzer) 的作品。
那是2001年4月20日的中午。我和我的战友们与其他数百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一起在魁北克市拉瓦尔大学集合，准备加入阻止建立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峰会的抗议活动。在市中心，在数英里长的防护栅栏和数千名防暴警察后面，乔治·W·布什和他的同僚们正在密谋推翻劳动法和环境保护法，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让他们的赞助人致富。
那天阳光明媚。越来越多的抗议者来到出发点。有一伙人甚至拉起了弹弓。警察不见踪影。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焦虑。我的大部分暴力经历都是亚文化的 —— 与光头党搏斗、硬核表演这类。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直接跟警察部队交手。在前一天晚上的一次会议上，当地的一位组织者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接近峰会周围的围栏 —— 那里有太多的警察，有太多的盔甲和防爆武器。
当人群开始走出大学走向街道时，我咨询了一位更有经验的同志。“我们是否应该退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