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当然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学到”，就必需亲自去玩。去玩自己想玩的，而不是玩“主流”强塞给你的。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不羁本性自会引领我们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 被压迫者的教育学
“我们无法像其他人那样生活，七大洋摧毁了我们。” —— 杜安·彼得斯和洪斯乐队，2000年，专辑《联合》（Unite），单曲《交叉骨》（“Crossbones”）
传奇朋克摇滚乐手兼滑板手杜安·彼得斯（Duane Peters）在朋克摇滚海盗酒馆圣歌《交叉骨》中咆哮着唱出上述歌词，犹如一位憋屈的铁锤工强行磨损着一辆二十多年车龄、没有消音器的肌肉车的齿轮，挣扎着轰油门硬撑前行。他借助海盗的意象，在我看来，象征着一种心理层面的隐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作为地下朋克摇滚图腾和滑板手在社会边缘巡演，开启了一段终身旅程；正是通过这种摆脱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异化感的体验，让人得以尝到自由的滋味，并产生深远的心理影响。
换言之，一个人一旦体验过通过非异化劳动来自主决定自身命运的自由（哪怕这种自由只是局部的），就几乎不可能再回到那个“种植园”了，不再能回到工资奴隶制，去为了远低于自身劳动所创造价值的报酬，苦苦承受按照他人的意志打造世界的苦工了。
将朋克摇滚文化实践视为在主流社会边界之外创造非异化劳动空间的一个范例，其分析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理论。例如，本文所采用的无政府主义传统上被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正如乔姆斯基（Chomsky, 2005）所言：
“……将无政府主义思想视为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最恰当的组织模式。而无政府主义中的这一流派，与各种左翼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或者至少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比如在罗莎·卢森堡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Council Communists）那里所见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第136页）
哈基姆·贝（Hakim Bey）提出的“临时自治区”（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简称 TAZ）概念，与乔姆斯基（2005）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构想契合得尤为完美。这一概念在实践中确立了关于解放和斗争的哲学构想，对于解释当今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全球新世界秩序中许多受社会主义和/或无政府主义启发以及自发兴起的起义（insurrections），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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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点的核心在于：
在寻求意义以及成为自身身心唯一主宰的自由过程中，人类一再寻找未被察觉的空间。
在这些空间里，存在着创造非异化劳动和自由文化的临时契机。
随着基本权力结构（即资本主义）出于对利润永不满足的渴望，日益侵蚀社会生活的更多层面（如性欲、教育、和娱乐），这些契机也以愈发复杂和矛盾的方式展现出来（McLaren, 2005; McLaren & Farahmandpu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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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观点进一步认为，正如贝（Bey, 2003）所指出的，这类临时自治空间犹如美国中西部夏夜里在田野间闪烁隐现的萤火虫微光，在社会景观中交替点亮和消逝。当人们的感官和认知在起义时刻通过开启感知之窗 —— 照亮未竟未来的可能性 —— 获得启蒙体验并被唤醒时，它们便提供了通过一个又一个成功的“临时自治区”去逐步改变基本权力结构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临时解放的空间与其他策略相结合，可以为新社会的诞生提供以个体为单位的坚实基础。借用已故著名巴西批判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曾经使用的无治式倾向修辞来表述就是 —— 新社会的产生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反思和行动的过程。
另一方面，包括保罗·弗莱雷（尤其是在其1998年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转型，这意味着与权力及特权卫士进行直接对的抗。然而在历史上，这种对抗往往演变为牺牲殉道，或是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机器；因此在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这构成了对起义阶段所实现的革命精神和自主性的即刻背叛。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言，正是在这些起义的瞬间，人们得以窥见那个尚未实现的未来的一角。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起义”给出了广义的定义，涵盖了从激进教师的社会实践到反霸权朋克摇滚手的所有社会运动。
基于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视角，滑板朋克（punk rock skateboarding）的激进潜能在于：其实践者 ——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 能够从中窥见一个新世界的曙光，并因此出于纯粹的兴奋和喜悦，受到鼓舞去与他人分享这一愿景。对于像哈基姆·贝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无数次起义总能在国家机器察觉之前隐匿消失。而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滑板朋克”蕴含的希望在于其革命潜能（Malott & Carroll-Miranda, 2003; Malott & Peña, 2004），即“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作为处于生成过程中的革命领导者的具体化身（Freire, 2005）。🔙 【原理和理论栏目】“学者”和“知识分子”不是同一种东西 - 激进知识分子的重构计划和战略性部署模版
然而，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视角来看，这里的含意都不是指朋克摇滚海盗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不，朋克们只能解放自己，或许还能激励其他人去发声，以对他们个人而言有意义的任何方式（无论是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视角，抑或是作为嘻哈艺术家、教师、工会组织者、流动纠察队等）加入反抗压迫的行列。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自由病毒”。可以说，人类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生的亲和倾向，而这恰恰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激进分子（如生态捍卫者）之间的共同契合点。
在漫长的人类生存史中，尽管统治阶级屡次试图建立诺姆·乔姆斯基（1999）所称的“主子们的乌托邦”（utopia of the masters），以此一劳永逸地扼杀这种倾向，但这种“自由病毒”（往往以“临时自治区”的形式）依然不断重新显现，致力于将人类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这种顽固病毒的一支“毒株”获得了生长的空间 —— 当时，一种将特技作为自身存在核心的交通工具 —— 滑板，与朋克摇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街头帮派政治和实践结合在了一起。当时频繁涌现的，往往是一群群四处游荡、由满腹牢骚的年轻人组成的“临时自治帮派”。他们接触到激进政治，以此来理解自身的生存境遇，而朋克摇滚的态度和风格也在滑板上得到了充分展现。虽然当时产生的一些事物带有自毁倾向，甚至最糟时充斥着性别歧视、恐同和种族主义，但是，其中根植下来的许多东西却带来了希望，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灯塔般的指引作用（Malott & Carroll-Miranda, 2003; and Malott & Peñ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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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政治倾向如何，在洛杉矶和纽约之外（在洛杉矶和纽约，滑板朋克圈子在其高光时刻曾以跨种族团结为特征），美国见证了该国白人工人阶级中显而易见（尽管规模尚小）的群体开始拒绝大量强加给他们的既定秩序 —— 而这一群体传统上一直是统治阶级支持的核心力量，除了工人运动偶有要求的体制内修修补补之外（关于白人身份作为维护阶级结构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讨论，参见 McLaren & Farahmandpur, 2005）。这必然给当权者带来了相当大的恐慌，因为当权者传统上对于任何被认为对资本主义权力基本结构构成哪怕微小威胁的事物，往往都会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Kaye, 1997; Zinn, 2000）。
杜安·彼得斯在总结这一时期滑板朋克所处的政治氛围时指出，当你作为一名滑板朋克摇滚手踏出家门、踩上滑板时，你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主流社会向你以及你作为滑板朋克所代表的一切所发起的战争之中（Taylor, 2005）。对彼得斯的这一断言提供佐证的，是记录详实的所谓“青少年犯罪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尽管统计数据中的青少年犯罪率保持相对稳定，但媒体对青少年犯罪的报道却急剧飙升，这一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同时也伴随着新型私营盈利性青少年拘留所和感化中心的爆炸式增长（Glassner, 1999）。
这一行动的背景是工业生产的重组和大规模外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工人阶级的削弱（Albelda, et. al., 1988; Chomsky, 1999）。而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美国，工人阶级曾领导了激进的左翼社会运动，并有时与国家权力发生物理对抗（Abu-Jamal, 2000）。在此期间建立的激进组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有人认为，黑豹党领导了一场对美国内部基本权力结构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社会和文化革命（Cleaver & Katsiaficas, 2001）。简言之，青年人在历史上一直是工人阶级革命和起义中最具力量的领导者之一（例如，黑豹党芝加哥分部副主席弗雷德·汉普顿在被地方和联邦特工枪杀时年仅21岁；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菲德尔·卡斯特罗并加入古巴革命时年仅29岁）。因此，20世纪80年代对年轻人的“犯罪化”，是统治阶级试图重新控制那些他们赖以创造巨额财富的人（即每一个依靠工资生存的人）的努力的一部分。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主流政治和社会机器普遍倾向于将年轻人 —— 特别是那些游离于既定规范之外的群体，如有色人种青年以及属于“滑板朋克”等亚文化的群体 —— 刻画为一种潜在“威胁”，无论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对于我们当中许多在里根执政的保守80年代长大、且没有盲从那种颠倒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关系之霸权的人来说，我们通过切身体会深刻认识到了体制内部固有的不公：例如不择手段地试图控制和监管整个社会生存状态的企图、白人至上主义的制度化，以及通过剥削人类劳动力将人性商品化的做法——资本家们为了无休止地扩大利润空间，不断通过积攒无偿劳动时间来实现这一目的（Kelsh & Hill,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