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批评国家政权本身，即使是最成功的革命者也注定最终轮流成为压迫者，取代他们当初推翻的统治者。
“建党100周年” 的那年，从6月底开始，各色烟花的视频就飞满了中文社交媒体。当然，也包括各种文章。但是，不论是赞美还是讽刺、鼓励还是批评，都是跑题的。因为，中国执政党已经不是 “共产党”，已经与共产主义没有关系。这是北京当权者所害怕被指出的，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拼命宣传所谓的 “初衷”，以掩盖这一真相。
为什么这么说？
艾玛·戈尔德曼知道这一点。米哈伊尔·巴枯宁在俄国革命前半个世纪就警告过大家。黑豹党和黑人解放运动的老兵阿善提·阿尔斯通和库瓦西·巴拉古恩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没有所谓的革命政府。你不能用政府的工具来废除压迫。
【注：1. 埃玛·戈尔德曼 (Emma Goldman)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政治行动主义、写作与演说著称。她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北美与欧洲的无政府政治哲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俄国思想家、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有 “近代无政府主义教父” 之称；
阿善堤·阿尔斯通 (Ashanti Alston) 曾是黑豹党和黑豹解放军的成员，目前是耶利哥运动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个旨在推动释放政治犯的反抗运动。】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一直认为，解放的关键不是夺取国家政权，而是废除国家政权。然而，从巴黎到圣彼得堡，从巴塞罗那到北京，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不得不艰难地吸取这一教训：只是改组政客就什么都改变不了。重要的是统治的工具 — — 警察、军队、法院、监狱系统、官僚机构。无论是国王、独裁者，还是国会来指挥这些工具，人民的经验都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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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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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011–2013年埃及革命的结果类似于1917–1921年俄国革命的结果，而俄国革命又类似于1848–1851年法国革命的结果。在每一种情况下，一旦进行革命的人们不再试图直接进行社会变革，而是转向将他们的希望投资于政治代表，权力就会巩固在一个新的专制政体手中。
无论新的暴君是来自军队、贵族还是工人阶级，无论他们是承诺要 “恢复秩序” 还是要将无产阶级的力量人格化，最终的结果都是大致相同的。
**政府本身就是一种阶级关系。如果不废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对称性，你就无法废除阶级社会的压迫。**经济只是众多领域中的一个，在这些领域中，成文的权力差异是通过社会结构的方式强加的；政治是另一个领域。资本的私有制对于经济来说就像国家权力对于政治一样。
如果不批评国家政权本身，即使是成功的革命者也注定最终轮流成为压迫者，取代他们当初推翻的统治者。
马克思和列宁承诺国家可以用来废除阶级社会，之后国家会以某种方式消失，这就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换句话说，革命的 “工人” — — 就是说宣布一个代表他们的政党，就像任何其他执政党一样 — — 可以保留警察、军队、法院、监狱系统、官僚机构和所有其他国家工具，但这些东西会神奇地开始产生平等而不是不平等。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究竟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是政治合法性在特定机构中的集中，与它们所统治的人民形成对比。这正是不平等的定义，因为它使那些通过这些机构掌握权力的人比其他人享有特权。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在几十次革命中成功夺取了权力，但是，没有一次成功地废除了阶级社会 — — 国家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因此而变得更加强大和具有侵略性。正如 Sonvilier Circular 所说，“我们怎么能指望一个平等和自由的社会从一个专制的组织中出现呢？”
当革命者试图通过将资本的完全控制权交给国家来消除资本私有制造成的阶级不平等时，这只是使掌握政治权力的阶级成为了新的资本主义阶级。在这里是国家资本主义。无论你在哪里看到政治代表和官僚管理，你都会发现阶级社会。解决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唯一真正办法是首先废除创造权力差异的机制 — — 不是通过使用国家结构，而是通过组织横向的自决和集体防御网络，使任何经济或政治精英的特权无法实施。这是与夺取权力相反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