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革命分为两个阶段（2004-2005年，和2013-2014年），有三个源头（上世纪革命理论家所言之‘三元素’）。这三个源头分别是：赋予革命以面貌和名称（“尊严革命”）的泛民主运动（又称为反腐败运动）；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顽固地拒绝承认，但华盛顿则看得很清楚）；以及，由那些不在乎自己生活在哪个帝国之下、只要吃饱喝足就行的人所推动的消费主义运动（莫斯科非常了解这一点，但华盛顿却不太了解）。
相比之下第三个部分的规模最大，但也最被动；另方面，从一开始，泛民主派和民族解放派之间就一直在争夺主导权。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2013-2014年，这些驱动力的向量是重合的。
在乌克兰战争的第一阶段，泛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和宗旨的一致性得到了重申，这就是为什么能确保对侵略的高度抵抗。在战时条件下，加速形成的’乌克兰民族’ —— 即以价值观而非语言、血缘和宗教为基础的共同体 —— 呈现出令人鼓舞的趋势。这里最重要的是，泛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目标的结合确保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革命的支持。1922年的奇迹就是在这种支持下才得以发生的。
正是泛民主价值观（戈尔巴乔夫所言之 “普世价值”）在战争第一阶段的盛行，才使得西方舆论将这场战争视为 “我们西方人的”战争，视为一场为了自由世界的原则和理想而战的战争。也只有这些公众情绪才会推动（那些总是持怀疑态度的）西方精英们采取了具体行动。
不幸的是，我们目前正在看到的（绝非仅限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这部分）西方公众情绪的逆转，并非毫无缘由。归根结底，这是对乌克兰革命本身矢量变化的反应 —— 到2022年秋天的时候，这些变化已经显而易见了，到2023年夏天时更是一目了然。这些变化的实质是民族主义部分完全压制甚至已经瓦解了泛民主部分。
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乌克兰境外比在乌克兰国内的影响还要更大。随着泛民主价值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或者说，只是作为口号和装饰品而存在），国家主义的目标和目的逐渐凸显出来，人们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欧洲人和美国人绝非同情普京和俄罗斯，而是不再将这场战争视为 “西方人的战争”，而开始将其视为 “乌克兰的战争”。毕竟，革命军队的旗帜上写的究竟是 “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还是 “你们都该死”，是有根本性区别的。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泽连斯基在面对最残酷的侵略时采取了阻力最小的路线，即在民族情绪上下注，损害了乌克兰革命最初的泛民主目标和目的，这被视为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而现在，要改变任何事情都已经太晚了 —— 他已经被困在历史中…
如果您还记得2019年我们对香港起义如何失败的分析，将很容易理解本帖希望讲述的原理 - 它们是近似的。“西方”在这里并不是关键词，建议您把它理解为我们曾经在“反抗者工具包（3）”中解释的“所有可联合力量”。
**意识形态战略性是一场运动的灵魂，不仅意味着它对整体的指导性意义，同时也意味着，它必须是“活”的，且可控，尤其对组织者/成核点的定力和时局敏感度都有比较高的要求。**
我们将在本项目的未来阶段对相关战术进行更具体的说明。您随时可将本议题和相关议题纳入您的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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