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海外异议人士经常就各种事情争执不休，虽然多数时候都比较低沉，但几乎所有争吵的主题都很无聊（不论是身份政治还是“谁的钱”等等），尽是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争吵。很多旁观者只是从最初的惊愕逐渐变得冷漠麻木了而已。要说这也不奇怪，至少在普通移民范围内，这属于正常现象 —— 争执作为存在感来源的补充是符合心理机制的。即便是其中更聪明的人（字面意思，且屈指可数），也只是在争吵的内容上更偏向于智力层面而已，但激烈程度也是不遑多让。智力层面不等于“实际意义”。

这里的确存在一些政治能力问题 —— 此处仅指建制派角度的政治能力。现在这些人和百年之前的政治难民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几乎没有政治能力。他们中极小部分人可能也形成了一些“组织”，但这些组织对国内没有反射性的影响力，更不用说倡导力了；其开展的诸多怀旧风项目更像是商业项目（你懂我的意思），而不是政治项目。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之间的争吵很少在理论问题上（更不用说战略性的理论问题了），相反它充其量只是体现了价值层面的竞争。换句话说，不管这些争执最终导致谁输谁赢，对变革计划都没有影响。

即便政权明天就垮台（先假设一下，反正早晚的事儿），这些人马上回去，也基本上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关于他们的一切都停留在35年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头脑也是如此，但必须说甚至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们是个人身份行为者。

这是什么意思？“实际意义”是指什么？为解释这件事让我来举几个著名的例子。

巴拉迪，可以说是西方最有名的埃及人了，在埃及国内也颇受尊敬，他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前负责人。他是个严肃的人，有深刻的关系网络，对埃及的统治精英来说也是挺熟悉的。但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是以个人身份回埃及的。他期望迎接他的是红毯鲜花，直接通向总统府。当然选举什么的只是小程序。所以埃及起义一开始，他就这样直接飞过去了。如果仅仅如此，那他什么都不会有。

但为什么他后来能上台？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而是背后的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结构，该组织在埃及的乱局中瞬间就凝聚到数百万的支持者。顺便说，这也让埃及的重臣们感到不快，因为他们此前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等注意到时就为时已晚了。还有另个问题是，在赢得选举后，穆斯林兄弟会被迫玩起了硬件游戏，结果发现自己在游戏中处于弱势，先是被挤压，然后干脆被摧毁。但这是另外问题值得单独讨论。

华人“海外民运”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资本都接近于零。不客气的说，从知识、到组织、再到意识形态等等各方面来看，都是如此。而且从表面上看，它仍将继续是零。这不是侮辱，而是客观陈述。

从这里大致就能看到原籍国未来的崩溃和重组的性质了 —— 在最初阶段，最有可能的是毫不含糊的精英内部重组（尽管“精英”这个概念对今天国内的政治局面来说意义很低，但我还是想用这个术语，来指代那些已经掌权的人和机构，就是说假设动荡能导致有利于他们的资源重组。无政府主义者的基础设施和资源都空缺太多了，很抱歉无法在这个阶段被考虑在内）。

毫无疑问，在任何这类级别的动态中都会出现今天还不为人所知的全新人物，“乱世英雄”，但新社会主体第一阶段的集结逻辑会将新人推向边缘，新人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机会。因此，“下一代”统治者更可能是今天的权力阶级内部的熟脸。可能中间有一些过渡期，也可能不需要过渡。（作为机会窗口，不可细说……）

无论如何，在第一阶段，没有理由突然出现一支能“直接夺权的”有组织力量，尤其是能提出全新的发展方式的那种有组织力量。相反，理想的话，这样的力量可以在第一阶段的过程中形成。他们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展示自己的未来形象和计划，切实赢得群众基础，并设法迅速组织自己的运动。然后，经典法则就会生效（在社会系统中非常有效的经典法则）：结构性更强的系统将摧毁和吸收结构性较弱的系统。只有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第二阶段才会到来，届时新的社会力量将摧毁现有的统治集团。

在乌克兰，泽连斯基就是这样上台的。在第二阶段，他掀起了一股彻底否定乌克兰上一代破产政客的浪潮。泽连斯基最终未能完全组织起自己的运动，未能充分应对新出现的和遗留的挑战，那是另一回事。但他做了这个位置上的人必须做的事 —— 他摧毁了整个上一代人，并令其至少目前为止都几乎没有机会卷土重来。

我并不是在说“新的肯定更好”。（会不会更好，有多好，取决于人民对整件事的理解，创造力，和能动性。）但新的肯定会有所不同。

乌克兰的海外民运在 “泽连斯基之后”会有机会夺权，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有一个能够将自己融入乌克兰社会的结构。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就不会有“机会”。这种结构甚至可以是非政治性的（就目前而言），但必需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提出一种意识形态和未来形象 ——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未来形象。比如乌克兰的阿列克谢·阿列斯托维奇就是这样一个公众人物，他拥有一个名为 “Apeiron”的教育机构。如今，该机构已脱离政治，但它是一个机构，这意味着它可以成为政治重组的基础。

同样道理，这也是为什么埃尔多安能快速意识到，法图拉·葛兰和他的 “软实力”结构、他的所有学校、慈善和社会组织及机构，都可能成为政治工具，因此葛兰被预防性地宣布为“土耳其的敌人”，目的就是击碎他的结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创建之初也是一个教育机构，但当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迅速被改组为政治机构，而且不止一个。

这就是“实际意义”。

相比下中国海外“民运”基本一无所有。他们全心全意地分享怀旧风的人设和角色，忙于争吵，忙于突出个人。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联合”的时候，不管是跨代际的还是跨意识形态的或者其他的，我想提醒一句，别忘了问 “what for” —— 联合计划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可以组合哪些必需资源、为了什么而组合，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如何才能补充 …… 我们甚至不需要辩论理论，或者把它放在后面（环境和结构就能改变认知，效果比说服可快多了），更不用说其他无聊的争执了，但必须对这些问题心里有数。

我不是害怕或者讨厌争执，也不是对任何“个人”有意见（那都没有意义）。我是想要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时机越来越近，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浪费了。

IYP 附：

我们在《从未"文明"：自古至今的全球加沙》中介绍的最后一本书来自无政府主义作家兼记者伊利亚·法尔科夫斯基（Ilya Falkovsky）。伊利亚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作家和艺术家。他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在当地大学任教，并撰写了多本关于中国的书，除了上述介绍过的殖民主义主题作品之外，还有关于藏族和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珠江》，以及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故事。伊利亚还在东南亚生活过，写过关于缅甸和泰国的文章 “独裁者与抵抗、草根自组织和少数群体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