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厌倦了强权的剥削，我们就组织起来了，以保护自己并为正义而战。一开始我们的人并不多，只是少数，走这走那，与像我们一样的人交谈和倾听。我们这样做了很多年，而且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引起轰动。换句话说，我们是静悄悄地联合起来的。这种状况保持了大约10 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发展壮大了，达到了数千人 ……我们在政治和武器方面训练得相当好，突然间，当富人们忙于除夕派对时，我们发起进攻，接管了城市。我们给所有人留下了一个信息：我们在这里，他们必须注意到我们 …… 然后富人派出他们的大军来消灭我们，就像他们对所有奋起反抗的被剥夺者所做的那样 —— 他们下令把他们全部消灭。但我们挺住了，因为我们在战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在山林中让自己变得强大。军队到处搜寻我们，用炸弹和子弹射击我们，他们正在制定的计划是一次性杀死所有的土著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谁是萨帕塔主义者，谁不是。我们跑啊打，打啊跑，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不放弃，不投降，不被打败。” ——《第六次宣言》
「对我们来说，自治是我们在自己的村落中进行抵抗的灵魂和核心；它是在民主、正义和自由的建设和发展中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种新方式。」—— 恰帕斯州新革命社区成员马卡里奥（Macario）（引自 Mora 2017, 72)
自战后繁荣结束以来，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因素改变了很多国家。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和民主方面，公民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度下降，对政治机构和政党之外的不信任日益激增（Chapdelaine，2010, 2）。代议制民主的一些固有局限性 —— 包括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权力过于集中以及公民权力被剥夺 —— 导致了人们对这种政治组织形式愈发不满，并希望转向新的实践（Hatzfeld，2011）。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一些团体越来越多地呼吁建立 “参与式” 或 “审议式” 的民主，以弥补大多数国家公众参与程度有限的问题（Sintomer & Bacqué 2011, 15-16）。
从[皮埃尔·布迪厄](https://z-library.sk/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丹尼尔·加西（Daniel Gaxie）两位学者开始，法国政治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受支配群体民主参与度低的一个因素是 “面对政治化时的结构性社会不平等”（Blondiaux 2007, 762），即他们 “没有社会能力进入[政治秩序]强加的判断和意见表达范畴”（Lagroye et al. 2012, 350-351）。个人“体验”并“表现”这种无能，“特别是通过不参与“公民”活动”（同上，348）。不参与“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见”，而是一种无能感，这种无能感是由界定政治语言和模式的社会授权机构所维持的”（同上，351）。因此，参与政治进程的非法性是一种个人的无能感，同时也是社会公认的。
科学文献没有考虑参与式民主的传统尝试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源自现代国家框架这一事实的限制。这一框架部分基于政治专家或专业人士与“外行人”/即“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外行/普通人”的定义是指那些无法按照既定政治制度的规范和模式进行干预的人。正如斯塔尔等人（2011，103）所说，关于更具包容性的参与式民主形式的研究一般将这种制度视为“国家决策的一种咨询过程”（......）这些著作中讨论的“直接式的”、“审议式的”和“去中心化”的民主形式都是参与“国家”的方式。那么在这种分割被解构甚至废除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
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萨帕塔人的经历是无国家人民自组织的一个范例，它已持续了30年之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尽管环境很不利，尤其是墨西哥政府的镇压和准军事组织的暴力，但这一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践却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并且，其激进的特点仍可从以下方面辨别出来：其以农民和原住民为基础的民众、其在国家之外的自治项目、其国际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因此，所谓的“外行”公民/“普通人”事实上是萨帕塔组织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其基础，这就直接提出了他们“是否有能力”组织和管理自己的问题。正如他们在《拉坎顿第六次丛林宣言》中所说的那样：
这种自治治理的方法并不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发明的，而是来自几个世纪的土著抵抗运动和萨帕塔人自身的经验。这是社区自治。换句话说，没有‘外人’来治理，而是人民自己决定由谁来治理、如何治理，不认同的人可以离开。如果管理者不服从人民，人民就会追究他们，他们就会被撤职，换另一个人上任。
莫尼克·查普德莱恩（Monique Chapdelaine）（2010年）分析了从1994年1月1日武装起义开始到2005年发起的 “其他运动”（公民参与国家层面的倡议）的民主功能，强调了该运动的独特性。其中，她研究了萨帕塔主义者的“民主”概念。萨帕塔主义者采取激进的观点，将自己定位为反对国家的立场、并主张新的协商和决策方法，包括社会行动者的多样性和权力的完全下放。他们认为，民主社会的权力应位于基层，即民间社会。萨帕塔主义者完全反对墨西哥政府目前的运作方式，将参与式民主作为其政治组织的一部分。
萨布丽娜·梅勒诺特(Sabrina Melenotte)（2010年）认为，将政治治理的概念应用到萨帕塔自治的实践中，可以将新的参与者纳入分析，从而纳入公民社会。治理是一种规则和制度体系，包括社会行为者的多样性和权力的完全下放（同上，第180页）。它使我们能够思考公民参与以及在国家边缘出现有组织权力的可能性，这要归功于它在权力实践中涉及的参与者的多样性。因此，治理方法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公民社会的自治将竞争和政治重组联系起来。
自治是指人民有能力在国家制度之外进行自我治理。萨帕塔可以被看作是自治实践的结果，法国历史学家杰罗姆·巴谢（Jérôme Baschet，2019年，2021年）认为，自治代表了萨帕塔经验最重要的特征。萨帕塔主义者自己也是通过这一概念来描述他们的实践及其政治和社会组织模式的。他们的解放计划脱离了国家机构，并将其自治形式重新定位到不包括国家的另一个不同的规模上（Baschet 2021, 2）。
萨帕塔的标牌上写着：“北区。善治委员会。严格禁止：贩运武器、种植和消费毒品、醉酒、非法出售木材以及破坏自然。萨帕塔人与战斗同在。” ……你身处反叛的萨帕塔领土，这里是人民的统治 —— 政府服从。”
萨帕塔的标牌上写着：“北区。善治委员会。严格禁止：贩运武器、种植和消费毒品、醉酒、非法出售木材以及破坏自然。萨帕塔人与战斗同在。” ……你身处反叛的萨帕塔领土，这里是人民的统治 —— 政府服从。”
这种方法确定了萨帕塔自治在教育、卫生、司法和治理领域的运作方式。他们的政治组织的特点是萨帕塔主义者所说的 “mandar obedeciendo”，意思是 “人民统治，政府服从”（Baschet 2019, 356）。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细分为社区、市镇和地区）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严格的横向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双向的： [......] 政府服从，因为它必须征求人民的意见并按照人民的要求行事；政府指挥，因为它必须执行和实施集体决定的内容[......]"（同上，360）。因此，萨帕塔人的自治超越了传统上提出的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对立，而分析萨帕塔人组织的三个层面内部和之间的交流对理解萨帕塔人的自治至关重要。
玛丽安娜·莫拉（“Kuxlejal Politics”，2017年）根据2005年至2008年间通过访谈、观察和非正式谈话收集的材料，对萨帕塔市"Diecisiete de Noviembre"的文化和政治实践进行了民族志研究（同上，5）。莫拉在知情同意和萨帕塔大会监督的情况下进行了这些调查。她重点关注所谓的 “日常政治”，并将其视为萨帕塔自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模式的核心（同上，3-4）：
「萨帕塔土著自治的日常政治同时通过所谓的“拒绝的政治”与国家互动，并在反叛自治项目内部实施多层次的参与形式，包括与国家和国际政治行动者的庞大网络进行对话（......）。 从这种双管齐下的政治中产生了特殊的泽塔尔(Tseltal)和托霍拉巴尔(Tojolabal)文化实践 —— 集中在三个中心领域：知识生产、生存方式和权力行使 —— 部分地冲破了种族化和性别化的新自由主义墨西哥国家的殖民遗产。 」
对萨帕塔 “生活方式” 的仔细分析在某些方面触及了合法性的主题，但只是间接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宝贵的证据来源，说明如何通过使该系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直接实践来构建社会自治。这种方法不需要依赖于正式的、学术化的 “参与式民主” 理论，就是说没必要用政治科学来实证衡量其中的变量，如信心、合法性或参与度。简言，萨帕塔主义者不需要依靠官僚、学者或政客来研究、投票和管理他们的民主。
虽然学者们对萨帕塔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但他们并没有从公民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普通公民的“合法性”由什么构成？恰帕斯社区（主要是农民和土著人）的政治能力是如何构建的？在这种情况下，“被管理者”与 “管理者” 之间，“政治专家” 与 “普通人”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